简介：朱迪瓦伊克曼的无边界家庭：手机、连接和工作/家庭边界的开放世界，和家庭的私人文本：朱迪瓦伊克曼
无边界家庭：手机的开放世界、连通性和工作/家庭边界，以及与家庭私人生活圈的分界线通常被称为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私生活兴起于19世纪中期的郊区，20世纪达到顶峰，成为世俗化自我实现的新版本。战后的城镇规划反映了这一点；城市的郊区在地理上是分开的，供个人和家庭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对不可侵犯的个人领土的任何威胁都将被视为危及家庭平衡、亲密关系和个人身份。
因此，数字技术有可能消除曾经分隔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界限并不奇怪，但这也导致了许多争论。一些社会学家甚至声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应该被抛弃。毕竟，当代社会生活中没有多少东西会停留在边界的哪一边。手机是这些争论的关键点，因为它可以在任何地方操作，催生了一种持续的技术中介互动的新形式。它们的名称包括持续联系、永久联系、缺席或关联关系。许多批评者强调，由于移动技术允许雇主随时联系员工，这是在鼓励工作问题吃掉留给家庭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然而，其他人认为，由于位置并不重要，这些设备为密集的连接提供了新的机会，并进一步加强了深层的人际关系。花在沟通工具上的时间，与其说是为了碎片化人际关系，不如说是为了让人际关系更能经受考验。
真正遭受危机的是移动技术对时间这个社会系统的影响。自20世纪以来，管理工作时间一直是社会协调的主要方式之一，以便所有人都能一起参与休闲和娱乐。20世纪的节目广播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广播电视节目时间表设定的时间，是人们以为电教大众晚上下班回家的时间。虽然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概念仍然深深地束缚着我们，但它已经不能反映人们工作时间或工作场所的巨大差异。随着弹性工作时间和主流双收入家庭的兴起，调和带薪工作、休闲和家庭生活的时间体系变得更加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有线电话已经过时了。有线电话最初是作为一种商业工具设计的，使用的概念是让人们在工作场所之外对时间进行划分和控制。在无线电话出现之前，人们不得不为企业和家庭架设单独的电话线(使用不同的号码)。尽管在工作场所使用有线电话被认为极大地帮助了员工在工作中管理家务，但大多数雇主仍然限制员工使用他们的家庭电话号码，只有在“紧急情况”或危机情况下才能拨打。
数字通讯设备改变了这一切，使人们摆脱了工作和家庭时间的传统分界线。所有证据表明，信息和通信技术被人们用来完成他们在所有社会领域的工作。根据Puwang.com的调查，将近一半(45%)的工作人口报告说在家里做一些工作，尽管在家里做日常工作的比率很低(18%)。对于超过一半的员工来说，周末查看与工作相关的电子邮件已经成为一项例行活动，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会在假期查看电子邮件。然而，这种可能性因员工类型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尽管高收入群体(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偶尔在家工作，但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这样做。至于那些拥有智能手机的人，他们更有可能在下班后被要求阅读和回复与工作有关的电子邮件。
可以想象，现有的大部分关于工作溢出到家庭时间的研究都采用了管理或组织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员工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大大增加，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工作更长时间。比如加拿大有一项针对主管、专业人士和技术员工的研究，真的把手机、笔记本电脑、家用电脑、黑莓手机等设备列为延伸工作。科技3354延长工作是指人们在办公室和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从事与工作相关的活动。这项研究中的一些员工，特别是重度黑莓用户，确实报告说他们觉得家庭时间减少了，因为他们在家工作。然而，有趣的是，研究的主要发现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一些特征可以增加感知控制和促进沟通，但它也带来了很多压迫。
Novell Chesley还发现，如果职业和管理型夫妇经常使用通信技术，工作对家庭的渗透率会更高，导致家庭满意度更低。然而，当工作外溢到家庭的现象对男性来说更普遍时，对女性来说外溢到家庭更普遍，只有女性受访者指出在工作中接到与家庭有关的电话压力很大。然而，性权利倡议认为，这些技术可能会以这种方式强化工作和家庭之间界限的性别特征。毕竟，家庭责任显然更有可能影响女性的结局。信息技术有可能同时加强和重新连接传统的性别脚本；这也是我后面要讲的主题。
这些对高薪员工的研究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信息和通信技术允许工作更长时间，吃掉家人和家人的时间。然而，正如我将在下面展示的那样，这并不一定代表ICT在更普遍的社会趋势中的使用。
然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研究把它们有意测试的边界视为理所当然；数字化带来的深刻变化，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概念框架。对于移动的工作/家庭连接点，复杂的问题可能无法用边界渗透率来表示。当人们进一步将信息和通信技术融入日常生活时，家庭时间和工作时间之间的空间、组织甚至心理差异可能不再显著。因此，我们不得不停止关注新的通信技术对边界本身的影响；相反，我主张目标是理解这些设备产生的独特的兼容性模式，例如为什么个人不再需要首先知道上述类型的边界。
他们大多讨论溢出理论和工作/生活平衡。
论文，都採取了相当静态的家庭模型，把家庭视为人们体验家庭生活和居住的固定场所。相较之下，当代家庭社会学强调关係、连结性和惯例。例如，社会学家大卫．摩根（David Morgan）强调家庭生活永远会和其他生存领域衔接：「家庭惯例不见得就是传统上跟『家庭』相关之时空——也就是家会有的惯例。」反而，家庭是其成员透过日常活动（包括在有薪职场里）主动建构出来的产物。所以在摩根眼中，个人是在创造家庭，而不是被动地待在一个事先给予的结构里。家庭与其被当成名词，更应该说是个动词。看似再自然不过的家庭与工作分界线，其实跟历史演进有关，是社会行为人一代代重覆惯例打造出来的。在这些惯例中，有些就负责控制跨界线的资讯和通讯流。人们对于工作溢出和征服家庭的担忧，显示公私圈的分界线正受到质疑、且性质改变；这些辩论假定行动科技必然会让员工、消费者和父母能永久配合他人。我会在本章下一段展示，这种观点有何种限制。
行动电话的使用模式到目前为止，针对行动电话的研究都是小规模研究，不然就是只调查设备使用态度。我自己的研究——从二○○七年开始进行几年——是针对澳洲员工的全国代表性人口调查，用意是探查个人和家庭如何用手机对付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这份研究的目标不仅是回报人们的手机使用观感，也是对他们的实际行为与习惯收集客观资料。为了捕捉这些，我用上两种辅助工具：用免持听筒打电话之记录的独特分析，以及特别设计的时间运用日誌，记录人们为何、何时、多常和在何种背景下使用手机。这些资料整合起来便解答了疑问：行动电话究竟会帮助还是妨碍个人管理工作与家庭时间。
我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人们的普遍看法，即手机促使工作相关事务占据了个人时间。确实，人们在每天任何时间使用手机的主要原因，跟工作并没有关联。
根据全国调查，透过手机拨打的四分之三电话以及将近九成简讯，都是用来联繫员工的家人与朋友。同样地，从免持听筒取得的两万一千通电话记录，其主要目的几乎都是社交。于是有四成语音沟通跟联络家人有关，另外两成则是联繫朋友。简讯同样显示强烈的社交重要性：当中有压倒性比重是在传讯给家人（百分之三十五）跟朋友（百分之二十五）。只有百分之二十一电话和工作有关，男人也比较可能用手机洽公。
行动电话在实务上主要是社交工具，而非延伸工作，而打电话的时机也能支持这点。电话记录和时间运用日誌资料都显示，工作相关电话大多限制在标準上班时间，从早上八点后大幅增加、并在下午五点左右减少，午餐时间也有短短的下跌。最重要地，那些有潜力把工作延伸到下班后（晚上七点到午夜）的工作相关电话，只占总电话记录的百分之三不到。确实，在正规上班时间外的工作相关电话这么少，这意味着行动电话延伸的不是工时，而是其他东西。
所以，手机就不该被视为延伸工作、并因此造成仓促感的主要原因了。相反地，既然人们被允许在上班日处理部分家庭与私人问题，手机甚至能用来减轻时间压力。我有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手机帮他们平衡家庭与工作生活；只有极少数人指出手机带来负面影响。当他们被问到手机对于家庭和协调家务的意义时，他们认为手机在掌握到家时间、以及安排跟其他家人会面时非常重要。在父母当中，约三分之二将「安排送小孩」和「查明孩子下落」列为重要，另外三分之一则认为準备餐点很重要。这种行程软化、以及时间将活动挪到停滞时间（dead time）的现象，就算没有消除、也能抵销永无止尽可配合性带来的额外时间压力。
手机在微协调（micro-coordination）里面扮演很大的角色，但它也提供了更大的规划行程弹性和对时间安排的掌控，藉此省下时间。就连在停滞时间打电话——乍听之下好像事件的步调加快了——也有可能减轻压力。以上研究的结果确实显示，手机的主要用途就是用来协调家中事务的时间。既然日常生活的管理后勤日益複杂，行动电话说不定就是我们在当代的理想工具。
艾蜜莉．罗斯在一份罕见研究里，检验员工在上班日如何根据这些目的使用个人通讯。比起单纯记下这类通讯有无发生，她转而探索了人们错综複杂的惯例——也就是人们欲对工作与私人生活圈发挥影响、并替这两者建立关係时发明出来的习惯。
大多数受访的男性工程师，认为有能力处理跟家庭生活安排相关的事很重要；能从亲友那边得到个人与专业领域的支持同样很重要。不过他们也承认，他们不喜欢让个人生活毫无限制地流入工作，比如接到不想要的通讯、不合适的讯息，以及对同事透露太多个人生活等等。于是员工会使用一系列策略，以便在上班日获得私人联络人带来的好处，并把缺点减到最少。他们的做法是管理、控制或限制打进来的私人电话、传来的简讯及电邮——透过特定模式授予预期对话者搭上线的权力。有些模式如电邮和简讯受到偏爱，因为它们具备非同步特质，让接收者有更大的自由能选择回应的时间；甚至在开放式办公室中，既然最慎重的互动方式通常是用电脑发电邮，个人通讯就能伪装成工作的一部分。
整体而言这份研究发现，员工会主动管理，决定该让哪种资讯通讯科技把个人生活放进职场。他们一方面会善用个人科技中介通讯，另一方面又会运用多元策略限制个人通讯的渗透性。也因为如此，只要员工在私生活里认识的人有办法联络工作中的员工的话，都会变成各别的恼人干扰。于是工程师们发展出一套办法，我们或许可视为存取性阶层：伴侣、家庭亲近成员和孩童被允许透过电话（有线或无线）沟通，朋友则摆在较低阶层，只能用电邮或简讯联繫。换言之，朋友群体被挡在立即通讯之外。这类研究凸显了员工的高度协调能力，能运用科技的物质性和功能来促进或阻止特定人在特定时间接触。
总归来说，人们的恐惧——认为行动装置带来的持续可配合性加快了生活步调，使得人们自我意识到的能力再也无法应付自如——其实是夸大了。使用行动电话不会直接增加仓促感或让你觉得时间紧迫；就算用得更频繁，也不会产生仓促的休闲体验。的确，看来数位科技「永远开机」的特质提供了弹性协调时间的新契机，能够抵销任何令人难受的时间压力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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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本文摘录自《缩时社会：夺回遭科技控制的快转人生》，新乐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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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茱蒂・威吉曼 （Judy Wajcman） 译者：王宝翔
一百年前的经济学家认为，因为科技进展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会让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每天只要工作三小时，而能从事更多愉悦的休闲活动。这个预测完全失準，现代人简直像是在两分半钟内快转压进二十四小时那样的紧张忙碌，我们处在加速度的「缩时社会」，几乎是失速狂奔着。
社会科学家循着历史与理论出发，从工作、家庭、社交各方面探究「时间」以及「时间感」的感变历程，让我们深思科技对当代生活的影响，以及解放之道。如何减少工时、在时间运用与劳动力密集度的拉锯战中获胜？省时的家居科技却没有替家人腾出时间，该如何改变？社交媒体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让我们的社交生活更丰富，但它也悄悄地将工作偷渡进我们的自由时间⋯⋯
在《缩时社会》一书中，作者茱蒂．威吉曼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将科技体验视为生活加速的主因，人们成了新兴沟通装置的人质，我们自己设定的优先顺序与参数在追着我们，却没有善用机器能帮助我们的设定。这本书点出了现代人忙得没有觉察到的现实：就算科技再方便，资讯再容易取得，若你无法拥有时间的自主权，你终究得不到自由，甚至觉得时间被剥夺。但此书的宗旨并非要人类开始排斥和杜绝科技，而是拥抱科学潜在的解放威力，好创造出新意义与新世界，但同时仍身为科学的最主要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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